张文斌就读的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尽管1963年并入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但当时这个系云集了一批卓有才华的艺术教育工作者，卫天霖、吴冠中、高冠华、阿老、白雪石、邵晶坤等这些优秀的艺术家当时都是这个学院的教师。在它短暂的运行时间内，培养了不少艺术人才。

    张文斌的专业是油画，也全面学习其他画种，尤其国画。他一生的恩师吴冠中教油画、水彩。白雪石教山水画。高冠华讲授水墨写意花鸟，还有素描，期间也亲受卫天霖、邵晶坤等诸多优秀教师的教导。

    5年的训练足够让他实现从业余到专业的跨越。1960年，张文彬步入社会，分配进一所中学，但他还不曾在中学教过课就被抽到文化部门分派做阶级斗争宣传画的绘制工作，还有两年被一个部队文工团抽调去做舞台设计，他的专业让他的工作极其出色，如果不是家庭的国民党背景，他几乎就要被吸纳为人民解放军。有一段时间，他画了大量毛主席像，海淀区的大量户外毛主席造像基本出自他手。因为画的太多，他熟练的几乎可以闭眼画了。文革后大街小巷的主席像被全部拆除，他的手笔也杳无踪迹。

张文斌的《希腊音符》

    他还在当时北京一些报纸发表大量时事绘画。他现在还记得曾经发在《光明日报》上的一幅画，当时颇有影响，画的是一个黑人兄弟一手握枪杆，一手持毛选，主题是毛主席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文革期间他还和几个同事一起支撑着《北京少年画报》，这份文革期间唯一幸存的杂志由四个艺术家包办了所有文字和图片的创作和编辑，洪图做主编，张文斌、范曾画插图，刘炳森写字。

    他很庆幸，即使在那个动乱年代，他也一刻没有放下他的专业，他大量的写生、创作，尝试各种各样的艺术样式。

    张文斌温厚的笑着说起一些旧事。无论如何，当他重新将创作还原到艺术本质上时，他的表现技巧和表现能力已经足够让他驾御任何题材。

    文革后他先后进入《美术》杂志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做专业编辑工作，他还一度担当北京水彩协会秘书长，并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他一直有个愿望，希望追随老师吴冠中当年的足迹游欧洲，画欧洲。这个愿望在1988年实现。作为访问学者，他被奥地利维也纳大学邀请讲授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出国时他携带大量多年创作的国画，没曾想他这些画到欧洲后被奥地利、德国、法国喜欢艺术的朋友一扫而空。他一下先“富”起来，便带着夫人过上了旅途画家的逍遥生活，边旅游，边写生，边创作，真的把欧洲玩个遍，画了个遍，速写本一摞一摞，真是工作生活两不误，日子非常惬意潇洒。

    这样的日子过了很多年，现在年岁大了，一年在外面写生的日子不如以前多，他更多的时间是回到北京，回到后海边的寓所度过。

    后海边北官房胡同的一个院子闹中取静。这是原美术协会的宿舍大院，里面曾经住着现在仍然住着些美协官方背景的艺术界人物，有的已经故去，有的搬走了，有的还在这里，张文斌随口说出几个我非常熟悉的知名人士的名字，令我意想不到这里居然藏龙卧虎。这个大院其实准确说是大杂院，应该是典型的老北京大杂院，由数十间平房组成，数十户人家挤在这个狭窄空间，浓缩了过去非市场经济时代中国艺术家（即使是官方）的生存境况。曲径盘绕尽处，忽现一片竹林，张文斌就住在院子偏静的角落。这片竹林是雕塑家邻居兴建的，凭添几分雅致。

    1988年张文斌出国前就住这里。即使旅欧多年，各方面早今非昔比，他也一直保留着这个地方。回到北京，这里依然是他的家，他的画室。张文斌享受这里，读书、画画、思考、写作，每天定时和夫人到后海边散步。老俩口在故乡的生活也一样十分充实而惬意。

    张文斌的这个北京居所兼画室虽不宽敞但布置简洁大方，和主人一样透着从容高雅之气。张文斌已经年近70，看上去精神头十足。聊艺术，说过去，3、4个小时仍不见疲倦。

    张文斌说他自己是坚定的“写生主义者”。每到一地，重中之重就是画当地的风土人情。有一年丁绍光邀请张文斌夫妇到美国参加一个世界华人艺术家聚会，丁绍光开一辆“大奔”去机场接他，是真正海外华人艺术领袖的气派。到他的大别墅，张文斌却不大“珍惜”和画家们的交流机会，携夫人跑出去逛街去了。下午回来的时候大伙惊讶地发现他已经画了一本美国速写。

    这都是受了吴冠中先生的影响。

    张文斌至今还清晰记得第一次在艺术学院课堂上看吴冠中先生的画的情景，简单的线条色块，美感和情趣就出来了，张文斌想，原来画可以这么画啊。吴先生的绘画语言影响了张文斌一生，这是一种界于抽象和具象之间的中间形态的语言，它不牺牲形，但超越形之上，是知性绘画语言，把握好了这种语言来表现物象，真是妙不可言，是一种高级的艺术语言。张文斌喜欢，真的喜欢。